仲裁室里的暖阳

书记员：“你好，请问是某实业公司负责人常某吗？”

常某：“是的，你是哪里？”

书记员：“这里是上海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者宁某就劳动争议申请仲裁贵公司。我们向注册地上海XXXXX路寄送法律文书被退回，麻烦告知有效送达地址。”

常某：“什么？他居然有脸告我？他连孩子的抚养费都拖欠至今！”

书记员：“抚养费纠纷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麻烦确认送达地址。”

常某：“我现在北京，寄到北京XXXX路XX号XXX室。”

这是一段书记员按照惯例核实当事人法律文书地址的对话，引出的却是我担任仲裁员十几年遇到的一起颇为特殊的劳动仲裁案件。一名劳动者要求公司支付拖欠近5年的工资30万元，看似普通，但凭我的直觉，5年的工资单位分文未支付，劳动者还继续工作了5年，这是怎样无私的付出精神？从中必有蹊跷！

开庭前，我和申请人宁某取得联系，想着能先了解一下案情。宁某说他是做销售员的，5年的工资不发，无奈只好仲裁。我旋即抛出疑问，5年里公司都没付过工资吗？对方一开始支支吾吾，在我一再追问下，这才说出实情，原来宁某和常某曾经是夫妻，被申请人实业公司登记注册时，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常某。但这五年时间内，他确实没收到过公司发放的工资。随后我又问他，那这个公司现在还在正常经营吗？我们的仲裁文书寄往他仲裁申请书上所填写的公司注册地址被退回了。宁某表示，公司主要经营的是仪器、仪表的销售，在上海并无实际经营地，他主要都是通过微信与客户联系，当时的注册地只是个虚拟地址，现在公司已经没有其他员工了。

庭前沟通的寥寥数语，已让案件疑点丛生。开庭前几日，书记员接到常某的电话：“法律文书收到了，但我没钱没时间去上海开庭。宁某就是不想付抚养费才恶意仲裁。我虽是法人，但纯属挂名，从未参与经营，他这是诬告！”我接过电话安抚道：“我们需依法受理诉求，其主张是否合法，需庭审举证质证后认定。若你所述属实，建议到庭陈述以保障自身权益。”几经劝说，常某怒不可遏地表示：“我一定去！倒要看看他怎么有脸要钱。”

开庭当日，阳光斜照仲裁庭，却驱不散紧张气息。申请人宁某身着略显陈旧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眉宇间难掩疲惫与焦虑，双手紧攥文件，指节泛白。“我为公司打拼五年，起早贪黑拉客户、带团队、熬夜加班，一分工资都没拿到。”他声音微颤却努力镇定，提交了劳动合同、客户聊天记录等证据，提及“离婚”二字时，声音骤然低沉。

被申请人常某身着浅色毛呢大衣，指尖微微颤抖。前夫陈述时，她嘴角抽动数次，终究忍住未打断。轮到她发言时，语气冷静而坚定：“他根本不是劳动者，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所谓欠薪，不过是他拖欠抚养费的借口。劳动合同是他自己盖的章，公章一直由他保管，我只是家庭主妇。”她当庭出示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宁某每月支付5000元抚养费，提及“婚姻”与“信任”时，声音瞬间柔和。当宁某指责“你从未尊重我的付出”，常某眼眶泛红；而常某控诉“你只是为了钱”时，宁某紧握的拳头又缓缓松开。

他们的对话如无硝烟的战争，却在提及孩子时不约而同地放低声音。庭审结束后，宁某率先离场，脸色阴沉，文件被捏得皱皱巴巴。常某紧随其后，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急促刺耳。“你从来没把我放在眼里！”宁某突然转身怒吼。“是你贪得无厌！”常某毫不退让。争执间，宁某猛地推了常某一把，文件散落一地。常某踉跄险些摔倒，随即抬手还击。我们迅速上前阻拦，混乱场面直至保安介入才得以控制。

待双方情绪稍缓，我分别与其谈话。宁某称多年付出被否定，倍感委屈；常某则坦言遭背叛与威胁，满心失望。我严肃指出仲裁庭内肢体冲突的不当性，要求双方保持理性，并建议寻求专业心理疏导。鉴于案件牵扯复杂情感纠葛，我决定在裁决前尝试调解。经过多次沟通，宁某同意撤回仲裁申请，常某也考虑到其经济压力，同意延期支付抚养费。

案件以撤回结案，我的心绪却久久难平。这起纠纷表面是工资争议，实则是信任崩塌、情感破裂后的利益博弈。常某作为挂名法人被架空经营权，宁某以隐名控制人身份未工商登记，婚姻存续期间家庭财产与公司资产高度混同——当亲密关系破裂，曾经的温情便在利益纠葛中消磨殆尽。

作为仲裁员，我不仅要依法裁决，更要关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努力在情与法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许，这才是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这场冲突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仲裁不仅是解决纠纷的过程，更是修复关系、化解矛盾的契机。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公平与善意，努力为每一个案件画上圆满的句号。

（顾蓓蓓）